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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黨校專家:房價里70%是政府稅費
時間:2012-8-16 9:33:30  閱讀:3559次
本文導讀:改革開放30多年來,中國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脹,但整體財富的積累卻沒有理想地帶來公平合理的分配。中國經濟總量擴大的同時,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。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、福利問題困擾著普通老百姓,也困擾著研究收入分配的專家學者。

  改革開放30多年來,中國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脹,但整體財富的積累卻沒有理想地帶來公平合理的分配。中國經濟總量擴大的同時,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。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、福利問題困擾著普通老百姓,也困擾著研究收入分配的專家學者。

 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就是其中之一。農業經濟、勞動與經濟增長、土地改革、城市化問題是他研究的重點。在他看來,收入分配問題,是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,而改革是必須要走的道路?!安桓母锞蜎]有前途。沒有改革的推進,收入分配的根源性問題就無法解決?!?

  那么在周天勇看來,收入分配的癥結到底在哪里?改革該如何推進?

  城鄉差距是最大癥結

  《英才》: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,你認為收入分配的癥結在哪里?

  周天勇: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比較復雜,最大的癥結在于城鄉差距。

  中國幾億農民的年均收入才幾千元,而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他們的三倍,這對總體的基尼系數權重影響非常大。如果單從城市或者農村角度來講,基尼系數(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,在0和1之間,數值越低,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)都在0.4以內,但是兩者一綜合就到了0.5以上。所以城鄉差距是基尼系數最大的影響因素。

  城鄉差距有歷史和結構的原因。解放以后,中國采取了城鄉分割的經濟制度,農民無法向城市流動,經過三四十年,農村最后積累了一批50、60、70歲的農民,他們從事農業生產,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塊錢左右。而與之相對應,他們的孩子去城市打工,一個月的收入就達到了2000元左右。中國農村占全國36%的勞動力,才創造了10%的國民生產總值,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婦女和兒童大約50%的農村人口分配這10%的GDP。另外,上世紀90年代末和20世紀初,有些農民進城還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,特別是50后、60后和70后寄的錢很多,但現在80后、90后基本不給家寄錢,這就導致寄希望于打工收入縮小城鄉差距的可能性越來越小。

  所以,中國的城鄉差距是歷史城鄉分割體制造成的,是二元結構的深層次反映,是過去反城市化的后果。

  《英才》:解決的辦法是什么?

  周天勇:有兩個辦法。一是減免稅費,通過給農業減稅,加大對農業的支持,防止差距越拉越大。第二要積極地推進城鎮化,將低收入人口轉移到城鎮變成高收入人口,后者是解決問題的根本。

  但需要注意的是,低收入的老齡人口即使轉移到城鎮,也難找到合適的工作,同時這部分人也難適應城市生活。所以只能等待時間的推移,隨著這部分人口的自然減員,其在人口中的比例會逐步縮小。

  以上的兩個辦法都需要通過一系列改革來實現,比如土地制度、戶籍制度、宅基地拆遷辦法的完善等等。要讓農民從農村退得出,城市要進得來,要有業就,有房住,有社保,有公共服務。如果沒有這些制度的改革,結構調整不會很順利。

  《英才》:結構調整遇到的最大問題在哪里?

  周天勇:縮小結構性的城鄉差距,僅僅通過改革,而不調整結構,不推進城鎮化,是沒有用的。這是歷史性的問題,急不得,只能等待。

  但有一種改革是不對的。有關決議稱要在“十二五”期間實現工資翻一番,提高兩個比重: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,勞動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。問題是,政府能控制的漲工資的領域,只是公務員、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,財政能支出的也是這些部門。但是這些部門漲得越多,收入差距就越大。而個體戶和民營企業是沒辦法控制的,這些企業漲工資只能增加其運營成本?,F在的民營企業經營本來就很困難,增加負擔只能導致其加速破產,因此這種改革思路是錯誤和不可行的。

 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

  《英才》:你認為改革應該側重哪些領域?

  周天勇:我認為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。一個是均等的教育,一個是公平的創業環境。這是社會公平的前提。

  首先要讓所有人上得起學,特別是義務教育,要延長到12年。這個期間大家都受同樣的教育,無論是富家子弟還是農民的孩子,讓其能獲得的教育是平等的,不要讓收入差距在代際之間傳承。

  其次要營造公平的創業環境,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冊登記、稅費征繳制度、年檢以及政府管理審批,這些制度都要進行改革和清理。貸款渠道也要公平。

  與其所謂工資翻番,最終由于只增加公務員、事業單位和國企職工收入而導致差距越拉越大,還不如改革這兩項,這才是改革的重點。

  另外,要調節壟斷行業以及有財產的富人,向企業征稅應轉為向財產征稅,應該開征房產稅等財產稅?,F在收入高的多是壟斷性的國企、壟斷性的金融行業,競爭不夠充分、占用大量的資源、貸款成本很低,他們擠壓了創業空間,壟斷性的國有經濟和金融,是導致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。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改革,對他們的收入分配進行監管。同時應通過法律手段,加大輿論監督,打擊灰色收入。要對第三方進行審計,并且上繳紅利。

  《英才》:調節收入分配差距,現行的財政稅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調整?

  周天勇:我認為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不應當再提高,3500元就非常合適。如果起征點提到一萬元,這會導致很多在這個標準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稅,這對農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,因為他們要交稅,所以最終反而會提高基尼系數。

  擴大中產階級的比重,建立橢圓形的社會結構非常必要,但并非是通過稅收,而是要鼓勵創業,建立公平的創業環境。美國、日本、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中小型私人企業數量非常多,不僅解決了就業問題,而且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級,因此我們要向東亞和美國模式學習。需要注意的是,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的構成主體,是中小微企業家,而不是上班的白領們。

  另外要開征房產稅,造成兩極分化的一個原因就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財政。從農民手里成本較小地征地后,政府一畝地甚至賣100萬—200萬元,但農民得到的財產利益轉移非常少,這其實是在剝奪農民利益,是不合理的制度。

  房產以高價賣出,土地出讓金非常高昂,而最終支付這部分錢的人群是沒有財產要買房子的人,并且是70年的租金一次繳清。從增值方面講,假如10年前買了房產,現在升值了,但是增值的這部分不用交稅,這些都是不合理的。因此,應該將土地出讓金制度廢掉,改成房產稅和土地交易增值稅,對買了財產的人和增值的部分按照比例征稅。

  《英才》:健全社會保障也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,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議?

  周天勇: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非常必要,低保、慈善公益、社會保障、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,這些需要盡快建立起來。

  但是住房方面,我反對大規模地建設廉租房、將25%甚至將更多人的住房保障下來的想法。在我國人均GDP僅5400美元的情況下,政府部門要把教育、衛生、養老、住房全部負責,除了像新加坡這種小國家能夠實現以外,一般的人口大國的政府部門都承擔不起。美國經濟比我們發達,但美國并沒有大規模建設廉租房,只是允許低收入人可以貸款買房,最后都導致了次貸危機。而且現在美國養老金面臨巨額的虧空,再把住房問題攬下來,對美國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

  土地供給嚴重不足

  《英才》:那高房價如何解決?

  周天勇:第一,應該廢除18億畝紅線行政控制,現在土地供給嚴重不足。第二,這么高的土地出讓金,房價里70%是政府稅費,如果把土地出讓金變成房產稅,房價立馬下來。

  《英才》:18億畝耕地紅線的說法是否科學?

  周天勇:有人說是為了保證糧食安全,但我認為這是非常笨的辦法。我們國家即使城市化率達到80%,需要新增的交通建設、水利建設、城市建設用地加起來才2.5億畝。但中國有40多億畝的未利用土地,其中包括5.6億畝鹽堿地,26億畝沙漠,還有裸露、采礦塌陷地等10億畝,幾千萬畝灘涂地。在不占耕地的前提下,增減掛鉤,占補平衡,完全可以改造出來2.5億畝建設用的土地。

  我建議,從未利用土地中改造出來2.5億畝耕地,然后再從城市邊上置換2.5億畝土地。比如將一些鹽堿地改造成良田,就在城市周圍置換一些土地進行建設。并且,未利用土地改造成良田,目前的技術和成本完全都不是問題。

  改革開放30多年,輿論認為城市化占據了大量土地,這是不對的。改革開放初期,我國村莊占地面積7000多萬畝,現在達到3億畝地,增加了2.3億畝;而城市占地由原來的2000多萬畝到現在的7000多萬畝,才增加了5000多萬畝。而與之對應的是,30年城鎮常住人口增加了將近5億,農村減少了將近9000多萬人。

  因此,新農村社區的建設非常必要,將村民集中起來,能騰出大量的土地,其中的潛力是很大的,我認為至少能騰出1.5億畝土地?,F在關鍵的問題是產權不明確,補償不夠,比如宅基地指標政府拍賣上百萬,甚至數百萬,但只給農民很少一部分,所以拆遷導致上訪,群體性事件。如果補償夠了,財產權責明晰了,土地就能騰出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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